青州豪家新能源(重阳节吃重阳糕是哪的风俗)

1. 关于重阳节吃重阳糕的诗句

关于重阳节吃重阳糕的诗句 1.为什么在重阳节要吃重阳糕

重阳节这一天要吃重阳糕是有来历的：

重阳节的习俗要登高望远。而吃重阳糕，那是由于没有山的地方无高可登，有人就由登高想到了吃糕。以吃糕代替登高，表示步步升高。因为专在重阳吃，就被命名为“重阳糕”。后人在重阳节这一天，就有了吃“重阳糕”的习惯。

唐时，因为刘禹锡在做诗的时候不敢用“糕”字，以致重阳节又多了一个典故，叫做“题糕”。《邵氏闻见后录》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这样，才被宋祁开玩笑说：“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代豪。”

2.重阳节吃重阳糕的习俗

重阳吃重阳糕

九月食糕的习俗起源很早，“糕”之名，虽然起于六朝之末，但糕类食品在汉朝时即已出现，当时称为“饵”。饵的原料是米粉，米粉有稻米粉与黍米粉两种，黍米有粘性，二者和合，“合蒸曰饵”。黍为五谷之长，黍在古代是待客与祭祀的佳品。九月，黍谷成熟，人们以黍米为应时的尝新食品，因此，首先以黍祭享先人。重阳糕的前身就是九月的尝新食品。这也就是后世民间在重阳节，以重阳糕荐神祭祖的秋祭习俗渊源

朝时期登高古俗得到光大，重阳节俗形成，糕类自然成为节令食品。到宋朝已习称“重阳糕”，由于糕面有多种装饰，重阳糕在明清以后又多称为“花糕”。重阳花糕成为都市、乡村的应节食品。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和“金钱花糕”。“糙花糕”粘些香菜叶以为标志，中间夹上青果、小枣、核桃仁之类的糙干果；细花糕有3层、2层不等，每层中间都夹有较细的蜜饯干果，如苹果脯、桃脯、杏脯、乌枣之类；金钱花糕与细花糕基本同样，但个儿较小，如同“金钱”一般，多是上层府第贵族的食品。

糕在汉语中谐音“高”，糕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宋代民俗，在九月九日天亮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重阳糕上的诸种饰物也都有着各自的寓意。糕上的枣、栗、狮子之类饰品，都是中国传统的祈子象征物，它们明白地表示着人们在秋收时节祈求子嗣的愿望。重阳还是出嫁的女儿回家的日子，接出嫁女儿回家吃重阳糕，是重阳的另一节俗，所以重阳如端午一样，被称为“女儿节”。

3.关于重阳节的诗句和习俗有哪些

诗句：

1、唐代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九日齐安登高》：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译文：尘世烦扰平生难逢让人开口一笑的事，满山盛开的菊花我定要插满头才归。

2、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译文：等到九九重阳节到来时，我还要来这里观赏菊花。

3、元代张可久的《折桂令·九日》：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

译文：西风萧萧人已衰老满头白发，玉蝶愁飞明日黄花。

4、唐代王勃的《蜀中九日/九日登高》：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

译文：重阳节登高眺望家乡，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只感无限烦愁。

5、唐代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

译文：九月九日眺望那故乡的山川，乡思归心飞越那隐约的风烟。

习俗：

庆祝重阳节一般会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采中草药、遍插茱萸、摆敬老宴、吃重阳糕、制药酒养生、饮菊花酒等活动。

1、登高：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2、吃重阳糕：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

3、赏菊并饮菊花酒：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

4、插茱萸和簪菊花：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

中国网——重阳节的习俗

4.重阳节处了吃重阳糕、登高、饮菊花酒、佩带茱萸还有什么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

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并且从很早就开始过此节日。 庆祝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九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1989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

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让身心都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或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 《重阳节的起源》 九九重阳，早在春秋战国时的《楚词》中已提到了。

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了：“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晋代文人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大概在魏晋时期，重阳日已有了饮酒、赏菊的做法。

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 到明代，九月重阳，皇宫上下要一起吃花糕以庆贺，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以畅秋志，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

重阳节的传说 和大多数传统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古老的传说。 相传在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青年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因病差点儿丧了命。病愈之后，他辞别了心爱的妻子和父老乡亲，决心出去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魔。

恒景四处访师寻道，访遍各地的名山高士，终于打听到在东方有一座最古老的山，山上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恒景不畏艰险和路途的遥远，在仙鹤指引下，终于找到了那座高山，找到了那个有着神奇法力的仙长，仙长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收留了恒景，并且教给他降妖剑术，还赠他一把降妖宝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是九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仙长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去。

恒景回到家乡，在九月初九的早晨，按仙长的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做好了降魔的准备。中午时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但是瘟魔刚扑到山下，突然闻到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便戛然止步，脸色突变，这时恒景手持降妖宝剑追下山来，几个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俗年复一年地流传下来。

梁人吴均在他的《续齐谐记》一书里曾有此记载。 后来人们就把重阳节登高的风俗看作是免灾避祸的活动。

另外，在中原人的传统观念中，双九还是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意思，所以后来重阳节被立为才老人节。 《重阳节的习俗》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日的重阳佳节，活动丰富，情趣盎然，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

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

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

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

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

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

5.写关于重阳节的诗句和两个习俗

诗句：

1、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____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2、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____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3、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____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

4、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____孟浩然《过故人庄》

5、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____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九月九忆山东兄弟》

6、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____张可久《折桂令·九日》

7、王孙莫把比蓬蒿，九日枝枝近鬓毛。____郑谷《菊》

8、满园花菊郁金黄，中有孤丛色似霜。____白居易《重阳席上赋白菊》

9、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____卢照邻《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习俗：重阳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之一，重阳节有六大习俗包括：赏菊，登高，佩茱萸·簪菊花，放纸鹞，饮菊酒，吃重阳糕。

6.关于重阳节的古诗

九日

耿湋

重阳寒寺满秋梧，客在南楼顾老夫。

步蹇强登游藻井，发稀那更插茱萸。

横空过雨千峰出，大野新霜万叶枯。

更望尊中菊花酒，殷勤能得几回沽。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

解琬

瑞塔临初地，金舆幸上方。

空边有清净，觉处无馨香。

雨霁微尘敛，风秋定水凉。

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

重阳山居

司空图

此身逃难入乡关，八度重阳在旧山。

篱菊乱来成烂熳，家僮常得解登攀。

年随历日三分尽，醉伴浮生一片闲。

满目秋光还似镜，殷勤为我照衰颜。

九日陪崔郎中北山宴

严维

上客南台至，重阳此会文。

菊芳寒露洗，杯翠夕阳曛。

务简人同醉，溪闲鸟自群。

府中官最小，唯有孟参军。

踏莎行

辛弃疾

夜月楼台，

秋香院宇。

笑吟吟地人来去。

是谁秋到便凄凉，

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

等闲歌舞。

问他有甚堪悲处。

思量却也有悲时，

重阳节近多风雨。

瑞鹧鸪

葛立方

井梧叶叶秋风晚。

东篱点点金钱满。

开急为重阳。

日烘深院香。

幽姿无众草。

莫恨生非早。

嚼蕊傍池台。

寿公桑落杯。

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苏轼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

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梧酬，但把清尊断送秋。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九日次韵王巩

苏轼

我醉欲眠君罢休，已教従事到青州。

鬓霜饶我三千丈，诗律输君一百筹。

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

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九日黄楼作

苏轼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

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

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

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校本作“千柄锸”}。

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

朝来白露{校本作“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

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

薄寒中人老可畏，热酒浇肠气先压。

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齾齾。

诗人猛士杂龙虎，（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吴歌乱鹅鸭。

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

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7.重阳节为什么要吃重阳糕

吃重阳糕的寓意，最早是由登高引申而来，重阳节又叫“登高节”。 传说登高可以避祸。而不能登高或不想登高的人，就在家中吃糕。吃重阳糕源于“登高”的“高”，“糕”字与“高”同音，象征“人往高处走”、“步步高升”、“百事俱高”的祝福之意。

除此之外，重阳糕的寓意，还有祛邪避灾。 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记述：“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可迎福接吉，消灾避邪”；另一个寓意是敬老之举，江南流行一句话：“重阳不吃糕，老来与人告”。

过去，在重阳这一天，人们有蒸制重阳糕孝敬老人的习俗。重阳糕不仅自家食用，还馈送亲友，称“送糕”； 又请出嫁女儿回家食糕，称“迎宁”。

8.关于元宵节、重阳节的诗句

1. 除夕——农历十二月三十（公历2月2日）。除夕人们往往通宵不眠，叫做“守岁”。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挂门笼，人们则换上带喜庆色彩和带图案的新衣。描写除夕的诗句有：

除夜

宋文天祥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2. 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公历2月3日）。春节习俗，一般以吃年糕、饺子、汤圆、大肉丸、全鱼、美酒、苹果、花生、瓜子、糖果、香茗及肴馔为主；并伴有掸扬尘、洗被褥、备年货、贴春联、贴年画（门神钟馗）、包饺子贴剪纸、贴窗花、贴福字、点蜡烛、点旺火、放鞭炮、给压岁钱、拜年、走亲戚、送年礼、上祖坟、逛花市、闹社火等众多活动，极尽天伦之乐。描写春节的诗句有：

元日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 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7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也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舞龙、舞狮子等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描写元宵节的诗句有：

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4. 清明节——农历三月初三（公历4月5日）。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描写清明节的诗句有：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5.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公历6月6日）。这一天的活动现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吃十二红。描写端午节的诗句有：

端午

唐文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6. 七夕节——农历七月初七（公历8月6日）。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在这一天晚上，妇女们穿针乞巧，祈祷福禄寿活动，礼拜七姐，仪式虔诚而隆重，陈列花果、女红，各式家具、用具都精美小巧、惹人喜爱。描写七夕节的诗句有：

七夕

唐罗隐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

应倾谢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

香帐簇成排窈窕，金针穿罢拜婵娟。

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

7.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公历9月12日）。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轻松的欢娱。“民间拜月”则成为人们渴望团聚、康乐和幸福，以月寄情。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描写中秋节的诗句有：

中秋月

宋苏轼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8.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公历10月5日）。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金秋九月，天高气爽，这个季节登高远望可达到心旷神怡、健身祛病的目的。和登高相联系的有赏菊赋诗、插茱萸、吃重阳糕等风俗。描写重阳节的诗句有：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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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一般所说的建安文学，是建安前几年至魏明帝最后一年(239年)这段时间的文学，实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而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

概况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

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兴盛原因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处逃亡，或死於乱军之中，或死於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於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於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於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後，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於汉代乐府诗「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文学崛起

从东汉桓、灵之时，后党秉政，中涓弄权，朝政昏暗无比，以至于人民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藩镇借着剿灭黄巾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势力渐渐强大起来。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天下大乱之际摇摇欲坠。汉献帝即位后，屡屡遭到播迁，需要仰仗权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来。尤其是曹操挟献帝迁都于许，借着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之后，汉献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傀儡，权威尽失，威风尽丧。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建安文学

文学特点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安三曹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建安七子

孔融

孔融(153-208) ，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

阮瑀

阮瑀(?-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应玚（?-217)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

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如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瑀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王粲《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诗辞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集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

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歌艺术成就较高，存诗约八十首，前期作品多吐露自己的志趣、抱负和对于建功立业的热烈向往，如《白马篇》。后期由于生活遭遇的折磨，诗歌所反映的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前有所加强，较多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抒写了自己遭受压抑、打击，有志不得伸的悲愤情绪，如《赠白马王彪》。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王粲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王粲（177-217），字仲宣，今存（2008年）诗23首，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七哀诗》三首是他的代表作。

刘桢

刘桢（？-217），字公干，今存（2008年）诗20余首，分为赠答诗和游乐诗两类。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中第二首写松树在风霜冰雪摧残下仍然“端正”挺拔的英姿本性，最为豪迈俊逸。

七子中的其他诗人也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品，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借秦代民谣写繁重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位孤儿被后母虐待的情状，从侧面反映出汉末残酷的社会现实。徐干《室思诗》写思妇忧愁苦闷的心绪，哀怨缠绵，堪称佳作。

除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中孔融、陈琳、阮瑀的文章亦文气充沛，辞彩壮丽，颇具战国纵横家之遗风。总的说来，建安时代优秀的散文作品。大多情怀慷慨，文质彬彬，气势飞动流宕。

刘桢

蔡琰

蔡琰，字文姬，即蔡文姬。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董卓之乱中被胡兵掳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生有二子，后被曹操用金璧赎回，重嫁同郡董祀。作品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不幸命运。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的感染力和隽永的艺术魅力。

《汉书·食货志上》译文

《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聚百姓，巩固政权，养育芸芸众生，遵奉顺应上天的恩德，可说是治理国家安定人民的根本。因此，有人说：“一个国家，不担忧财物少只担忧分配不平均，不担忧贫穷只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富，国家团结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堡让百姓安居，规划房屋井田以平均土地，开设街市商店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这样，士农工商，四种人都有职业。读书做官的人叫做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人叫做农，凭手艺技巧制造产品的人叫做工，互通有无出卖货物的人叫做商。贤明的君主能够量才用人，安排百姓就业，使各行各业的人民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所以，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田里不准植树，因为妨碍五谷的生长。提倡精耕细作，收割要像强盗敌寇来了一样（意即抢收）。百姓要环绕自己的房屋种植桑树，开地种菜，菜地要分畦，蔬菜瓜果种植在疆界上。发展家禽家畜，饲养鸡狗猪不要错过季节。提倡妇女养蚕织布，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的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而知道天下的民情。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现在，一般农户一个男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因此，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亩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所以，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这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这样，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个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姓收入的半数。征发闾左的人先服徭役，男子虽然拼命耕作还不够纳军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贡官府的衣服，竭尽天下的资财用来供给他对内外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但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为此，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积累储备，是国家存亡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很多而且财物有剩余，什么事做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因此，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被封官，可以免除罪过。这样，富人有了官爵，农民得到了钱财，粮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纳粮受爵的，都是有余粮的人。拿余粮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叫拿富裕的来补充不足。这个法令实行起来，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顺应民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这样，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这时候，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那么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都富足，都城和边境粮食满仓，府库有结余的财务。京城的钱积累达数百亿，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以致无法点数，朝廷仓库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夺得无处收藏，一直推挤在屋外，腐烂的不能吃了。民间街头巷尾都有马，乡村野马成群，成母马的人，到处受到轻视排斥，甚至不许他参加聚会，一般平民安居乐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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